上周日， 凯文·史派西现身塞浦路斯某俱乐部舞台，为支付高达1200欧元入场费的观众献唱《这就是人生》（That’s Life）和《忧郁河上的桥》（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） 。

  凯文·史派西？真的吗？这位两座奥斯卡金像奖得主，经典电影的明星，《纸牌屋》中弗兰克·安德伍德的扮演者？这些年来他历经浮沉，从万众追捧到遭人唾弃。

  或许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一幕——此刻他正站在蒙特卡普托俱乐部的舞台上，身着燕尾服系着领结，在六人乐队的伴奏下，演唱着美国经典歌谣选段及其他曲目。

  其中那首他亲口告诉我最能映照他过去七年人生的《我能向谁求助？》（Who Can I Turn To），在经历种种风波后，显得很贴切。

  位于利马索尔度假胜地郊区的蒙特卡普托剧场可容纳1300名观众，曾举办过皇后乐队和AC/DC的致敬演唱会，甚至接待过被誉为“全球最幽默人物”的达拉·奥布莱恩——这个头衔在当地宣传时显得颇有些出乎意料。

  这场活动以 《凯文·史派西：歌声与故事》 为名进行宣传，仅此一场演出，被形容为与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表演者共度难忘的音乐、回忆与舞台魅力之夜。

  票价从250欧元起，另设价值1200欧元的VIP铂金套餐，包含30分钟的见面互动会。着装要求明确为鸡尾酒会正装。

  那天下午他来到俱乐部参加排练，身着白色条纹长裤、灯芯绒夹克、polo衫和沙滩鞋大步走进来，这位演员仿佛爵士乐手般习惯被注目，举止间毫无犹豫之态。

  史派西和乐队花了几个小时排练了一两个节目，但大部分时间都被音响问题占据——回声过大、钢琴麦克风发出刺耳的高频鸣响。

  史派西焦躁地在舞台上踱步，对一名用手机录像的工作人员厉声呵斥。最后我们转移到化妆间，他打开了一罐可乐。

  他说，唱歌对他而言一直像“第二语言”。当他的父亲——一位技术作家兼失败的小说家——虐待和殴打他时，他的母亲却培养了他对音乐的热爱，播放着弗兰克·辛纳屈 、艾拉·费兹杰拉和托尼·班内特的唱片，并鼓励他登上舞台的雄心——那个八岁男孩眼中闪烁着星光。

  他在高中时参演校园音乐剧。2004年，他自导自演了歌手鲍比·达林的传记电影《飞跃海洋》，并亲自献唱所有歌曲。多年来，他常在俱乐部或酒吧即兴登台，与乐队合作演唱一两首歌曲。2015 年比利·乔尔获颁格什温奖时，他更与这位唱作人联袂演绎了《钢琴手》。

  他从未如此倾心歌唱——在这样的演出中，在这样的俱乐部里，面对这样的观众。更不用说是在塞浦路斯。

  但主办方认识的人又认识其他人，辗转联系上了史派西，问他是否有兴趣，于是他就来了。

  “肯定会有人猜测这是否是某种精心设计的计划，但我的职业生涯从来不是这样运作的，下一篇章也不会如此。

  “过去七年给了我很多反思的机会 ，让我铭记生命中的感恩与珍贵之人。所以从某种层面来说，将故事与音乐结合——尤其是那些我从未尝试过的曲目，那些只在淋浴时哼唱却从未登上舞台的歌曲——这个想法便自然萌生。当我自问能否再次登台献唱换取生计时，一切就这般水到渠成。”

  原本计划有三场演出——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一个既非伦敦也非纽约的城市试试水——分别在塞浦路斯、雅典和特拉维夫各一场。

  但雅典的演出已被取消，原因似乎并非困扰史派西长达七年的丑闻，而是政治因素。

  据他所知，主办方因担心工作人员可能不会到场而取消了演出——涉及加沙问题的影响。

  有人建议，如果我们想继续在雅典演出，就不该紧接着在特拉维夫表演。我期待能在雅典演出，但前提是他们要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权决定艺术家该在哪里表演。而我很高兴能在特拉维夫登台。

  史派西曾谈及2017年11月那段他称之为人生最低谷的时期——当时演员安东尼·拉普接受媒体采访时指控斯贝西于1986年对其性侵，彼时两人都还是籍籍无名的演员。

  指控爆出时，斯派西正主演《纸牌屋》，这部作品曾将他推向国际声誉的巅峰。他随即被剧组除名。紧接着是项目取消、流言四起、小报丑闻——谈及此处他明显愤怒——以及接踵而至的诉讼。

  2022年，陪审团仅用一小时便裁定他并未对拉普实施性侵。次年伦敦庭审中，斯派西被宣告对所有四项针对男性的性侵指控均不成立。

  但如今他表示感觉这一切已被甩在身后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史派西从公众视野消失——没有一点工作邀约。

  若认为他遭到全面封杀或许有失偏颇——好莱坞和电影产业可能确实如此，但他强调，那些最亲近的人从未离他而去。

  现在，可能有些人在当时认知基础上做出了我认为不公平的决定...那些在好莱坞与我交往过的大批人士确实肤浅。但我的朋友、同事和家人——我从未感到被孤立。

  但这段经历也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积极影响。它让我有机会停下脚步，审视自己的人生，提出疑问。

  为什么我能把反派角色演得如此出色？为什么我如此契合外界流传的叙事？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我认真反思，为我曾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。

  尽管公众在银幕上认识他，史派西却一直刻意确保他们对银幕外的自己知之甚少。我行事隐秘，没人了解真实的我，我始终守护着自己的隐私。就像诺克斯堡般密不透风。人们并不真正认识我，所以很容易把许多不实的标签贴在我身上。

  我是否认为媒体感兴趣的并非真相，而是塑造一个反派形象？是的。回想起来，我确实希望自己能更早发声，让世人听见我的声音。我认识到自己曾做过某些事，做出过某些决定，当时以为是在保护演员事业，实际上也是在掩饰自我认知中的问题——那些我对自己不够宽容的部分。

  他谈论的是自己的性取向。如今我充满感激，有机会重新审视、质疑并迈向生命新阶段——一个无需隐藏任何秘密的境地。许多曾经束缚我的、源于自身问题的枷锁，如今都已解脱。

  在拉普提出指控后不久，一向将私生活守得像诺克斯堡般严实的史派西，在社会化媒体上近乎被迫地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。

  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，他说，但并非计划之中。在丑闻爆发之前，我本就走在通往那条道路的方向上。只是它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了，你几乎无力控制或阻止。这就像一场雪崩。

  这种说法暗示人们明知虚假却故意为之。我认为人们很容易在不费吹灰之力调查真相的情况下，就草率形成自己的判断。记者们是否会撰写刻意刻薄、毫无必要且违背事实的报道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。

  “但我从未对公众有过那种感觉，他们与我交谈，给予支持，当他们在街上拦住我时，说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话。

  “我一直觉得公众是站在我这边的，他们理解发生的事情，不会轻信那些报道。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。”

  他讲述了早期导师兼挚友杰克·莱蒙的故事。1986年，他们曾在伦敦联袂出演《长夜漫漫路迢迢》——莱蒙是明星主角，斯派西则寂寂无名。“日场演出后，我和杰克步行前往他下榻的萨沃伊酒店，沿着河滨街走了不到35步就被人拦下。路人争相合影喊着‘杰克·莱蒙！’，他总是亲切回应‘嘿，最近好吗？’并耐心签名。我问他：‘这样会困扰您吗？您肯定经常被认出来吧？’他说：‘听着，混蛋，要是你将来成名了务必记住——对我来说可能是第65次被拦，但对每个路人来说都是第一次。’”

  “这种认知方式如此美妙——重点不在于他本人，而在于那些路人。真希望我在自己成名后，能更深刻地将这一个道理铭记于心。”

  他继续说道：虽然我努力不让自己变成个混蛋，但某一些程度上我感觉自己始终都是个混蛋——因为当别人停下脚步时，我总在赶赴某个场合，总习惯把人们分门别类：这个人想要这个，那个人想要那个，都是冲着我来的。但现在我与名声的关系已然改变，又回到了我称之为柠檬式转折的状态。如今我很乐意花时间与人相遇交谈，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场合被人认出，人们总是如此友善宽厚。

  “我认为将人们划分到不同轨道是不对的，也不该忘记莱蒙说过的话——这关乎他们 ，而非你 。过去七年来，这种对名望的重新认知让我倍感欣喜。现在的我更加快乐自在，不再需要戴帽子躲躲闪闪地溜出大楼。我昂首行走在街头，不戴墨镜不戴帽，无需任何遮掩。”

  他说，如果近期与公众的互动存在一个共同主题，那便是：你何时重返工作岗位？

  初出茅庐的导演、新兴人才——用他的话说就是“那些连CAA（著名的创新艺人经纪公司）大门都进不去的人”（史派西的经纪公司在他被指控两天后便火速与他解约）——纷纷主动联系史派西寻求合作。

  过去三年他拍摄了六部电影，其中自导自演的动作惊悚片《圣卫士》至今还没获好莱坞青睐。

  我们正与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人士保持联系，他们盼望让我重返工作岗位，他说道，这将在合适的时机实现。但我也想指出，在我看来，整个行业似乎都在等待某个德高望重、手握权柄之人来打破这个僵局。

  当丑闻席卷史派西时，他已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居住了12年。但此刻他表示，自己居无定所。他失去了自己的房子，因为过去七年的开销实在太过巨大。我几乎没什么收入，却要支付所有开支。

  但他表示：你总能挺过去。奇怪的是，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——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。所有家当都存放在仓库里，我希望如果情况持续好转，将来某天能重新决定在哪里定居。

  “我住在酒店，住在爱彼迎 ，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。我真的无家可归，这就是我想说明的。”

  他将自己遭到的比作1950年代好莱坞对涉嫌同情者的编剧、演员和导演进行黑名单封杀 ，“当时许多被指控的人其实根本无罪”。

  那个时期最负盛名的编剧是达尔顿·特朗博，他被迫使用化名创作剧本，包括 《勇敢者》——这部作品让他赢得了一座无法亲自领取的奥斯卡奖。1958年，制片人奥托·普雷明格聘请他执笔由柯克·道格拉斯主演的 《斯巴达克斯》 剧本。

  当他说道尔顿·特朗勃的名字要出现在《斯巴达克斯》上时，身边所有人都说你疯了，你会被的，斯派西说道，而柯克·道格拉斯回应：要知道，我们能在电影里扮演英雄，但真实的生活可没那么简单。他愿意挺身而出，表明忍无可忍的态度。就在他这么做的瞬间，黑名单时代便终结了。

  “所以，我的感觉是，如果马丁·斯科塞斯或昆汀·塔伦蒂诺明天给埃文[斯派西的经纪人洛温斯坦]打电话，这一切就会结束。当那个级别的天才拿起电话时，我会感到无比荣幸和欣喜。”

  当晚他抵达俱乐部时，当地塞浦路斯新闻摄影师已集结等候。VIP餐桌上摆满了成桶的酩悦香槟，以及水果拼盘和冷切肉盘。

  房间后方搭起一个小舞台，背景是凯文·史派西的巨幅画像，两侧立着两座硕大的硬纸板奥斯卡金像，宾客们在此驻足合影。

  我问VIP区的一位本地房地产商如何描述观众群体。他指了指邻座说，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商——只有他们才买得起这些座位。

  现场还有许多俄罗斯人—— 塞浦路斯本就聚居着大量俄罗斯人 ——舞台两侧的屏幕会为凯文·史派西的故事配上俄文字幕。

  人们或出于好奇，或冲着史派西的明星光环而来——这是塞浦路斯多年来最盛大的活动有人说道——当然也有纯粹的铁杆粉丝。

  有人专程从雅典飞来看他，有对来自北伦敦的夫妇特意为此演出赶来，丈夫热爱他的电影，妻子则看过他在老维克剧院担任艺术总监期间的每场舞台表演。

  没有人提及那桩丑闻，也没有人在意——“他被宣告无罪了！这还不够吗？”一位宾客说道；塞浦路斯当地有人对此事完全不知情，另一位男士告诉我——这里不是英国或美国。“这儿的人不看八卦小报。”

  正如斯派西自己指出的那样，如今在伦敦、纽约甚至拉斯维加斯都找不到这样的场地了。这里仿佛让人穿越回六十年代。

  确实，你可以将这场演出视为斯派西童年梦想的某种实现——他或许曾在金沙酒店或沙漠旅馆听着辛纳屈、菲茨杰拉德和班纳特的歌声时，就曾幻想过这样的场景：从剧场后方沿着过道戏剧性地登台，在如潮掌声中颔首微笑；用洪亮嗓音将歌声传遍剧场每个角落，演唱曲目既有震撼全场的劲歌也有温情脉脉的抒情曲。

  随着铂金座席区又一声香槟开瓶声，他踏着软鞋舞步，对观众插科打诨：“在座各位都喝醉了吗？”随即招呼侍者送上杰克丹尼威士忌加冰。

  他开始演奏《你的倩影》，但弹了几小节就停下来，说道：抱歉我跑调了（掌声），然后重新开始演奏。

  他唱起《忧郁河上的桥》和《这就是人生》，歌声在唱到点睛之句时陡然高扬：“每当我发现了自己一败涂地/我总会重新站起，重返人生竞技场。”

  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，提到小时候母亲递给他一个番茄酱瓶子说：把这个当成奥斯卡奖杯练习怎么拿，等你长大后一定会赢得一座。（掌声更热烈了）

  他讲述了自己作为有抱负的演员时，如何在茱莉亚学院与瓦尔·基尔默同窗学习，又如何在百老汇一起跑龙套饰演持矛小角色；还提到 2017 年当众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时，

  “瓦尔却带着友谊和支持向我奔来”（掌声再起）；以及他早前向我提及的关于杰克·莱蒙的故事，诉说今晚能站在此地对他意义何其重大，并希望将接下来这首 《我能向谁求助？》 献给“在座的各位观众”（热烈掌声）。

  他以鲍比·达林谢幕时总会唱的那首《帷幕落下》作结：“卸去妆容 / 褪下小丑的伪装 / 帷幕垂落 / 乐声渐逝 / 唯愿你笑靥依旧……”

  现场观众两次起立鼓掌。几乎能想见演出结束后，他会与弗兰克、迪恩和萨米共进晚餐，大啖龙虾，再痛饮几杯加冰的杰克丹尼。

  但楼下还有与铂金贵宾的见面会。原定30分钟的活动，最终持续了近一小时。斯派西始终面带微笑地与每个人合影、交谈、签名，直到最后一位心满意足的观众离开。

  或许此刻他正想起莱蒙那个故事——这可能是他第65次登台，却是观众们的初次体验。于是他又露出孩童般的灿烂笑容，仿佛重返八岁时光。

  人物 “毫无退休打算”，88岁的摩根·弗里曼谈角色、黑人身份，以及六十载银幕生涯

  人物 87岁的安东尼·霍普金斯：酗酒、愤怒、奥斯卡奖，以及戒酒五十年的坚持